[ 文字：桂诗春 | 图片： 佚名 | 编辑：陈红霞 ]
[ 提交：2011-07-08 14:33:52 | 审核：2011-07-08 14:33:52 ]
编者按 诗心著文章，春意泽桃李。中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倡导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我校第一位博士生导师桂诗春教授近期获评为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桂诗春教授以他公认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为广外学科发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著名英语教育家许国璋先生曾说，“我们先知道有桂诗春，然后才知道有广外。”桂诗春教授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为我们广外师生树立了学习的标杆。近日，桂诗春教授应《当代外语研究》之邀，撰文《治学就是自学——回顾和思考》自述治学之道，全文12000字，真实地记述了桂老求学和治学的历程和思考，新闻网将分章连载，以飨读者。
《当代外语研究》索稿于我，请我写点关于个人治学的文章。我觉得这个题目不大好写，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道路不同，打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别人很难复制，生怕写得不好，会贻害别人。现在恐怕只能“姑妄言之，姑妄信之”，希望读者持批判的眼光对待，不要依样画葫芦。如今读报，常看有所谓90年后、80年后的人怎么怎么的，我是30年后的人，和他们相差数十年，横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他时代的产儿，不作一点回顾，很难说清我是为什么和怎样走上这么一条自学道路。而对我自己来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明袁了凡语），做一番思考和梳理，愿将夕阳作朝阳，撒在共同奋进的大路上。
我的家庭
我于1930年出生于广州东山区。呱呱坠地没有多久，日本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不久建立伪满洲国，并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内战基本结束。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华全民族抗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在抗日志士奋战于黑山白水之间和中国政局瞬息万变之际，我开始了我的童年。我的父亲是陕西官费留日生生，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于20年代初带着他的日本夫人回国，在广州广东大学（即现在中山大学前身）医学院任外科教授，还兼任一些教学医院的院长。他和文艺界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都是老同学、好朋友；和郭沫若更有过一段相同的经历，一起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升入和毕业于九州帝大医学部、都娶了一个日本夫人，而且在广东大学也曾短期共事。两位日本夫人（安娜和花子）更情同手足。大概是在1927年间，父亲带着夫人回日探亲，途经上海，在郭家过了一夜，然后再续前程。谁知花子在船上感染上斑疹伤寒，病死在海上途中，而郭也受到感染，大病一场，影响他流亡苏联的行程，才改赴日，并开始研究中国历史和甲骨文。郭认为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而不知道也影响了我父亲的一生，因为他随后娶了我的母亲，才生了我们四兄弟。父亲是个很勤奋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各门功课优异，才能考取官费留学。可是他对我们的教育却不大过问，母亲也没有受过很多教育。所以在家庭教育方面，我们既非“书香门第”，更无“家学渊源”，家里只有几本大部头的德文医学书，中文书没有几本。我只记得有一本陶渊明的诗集，因为家父追求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忘情世界。
我的中小学教育是残缺不全和支离破碎的，大概七、八岁前还能在幼儿园和小学受过一点正规教育。1937年后，为了躲避逐步蔓延到南方的战火，我们举家迁往香港；而父亲则在粤港之间来回上下班，后来还随着中大内迁云南，就更少回家。我在香港的中小学阶段，前后变换了五、六间学校，没有拿过一张小学和初中的毕业证书，其间还因为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香港，只能停学在家，也曾延请过两、三位家庭教师，但他们并没有给过我们什么系统的教育，而且时间不长。
我的启蒙教育
我们这一代人既不像上一辈人那样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也不像后一辈人那样在正规学校完成了普通教育，而是在日寇侵华战争的狼烟战火中颠沛流离，时断时续地在三个小学里的接受初级教育，初中阶段是在日寇占领（三年零八个月）下的香港（包括元朗）度过的，只在一间叫德明中学呆过一年光景，到1945年在日寇投降后，便又按自然的年龄段进入高中，先后在九龙华仁书院、拔萃书院、香港华仁书院读书，其间又因为得了肺病停学一年，最后才磕磕绊绊地取得会香港会考的毕业证书。这也是我中小学阶段唯一的证书。在这一段里，我从来都不是“规矩的”好学生。我刚到香港小学读书，英语就学得很糟糕。父亲有一次回家检查我的成绩，发现问题，便到坊间的书店买了一本英语拼音读本（English Speller），要我罚站并打手心，然后我背读本，b,a, ba…… b, e, be…… b, i, bi ……，每天都要背。想不到居然还有点效，后来班上听写，成绩位列前茅。
在香港沦陷初期，学校都没有复课。当时我父亲和另一位姓崔的留日回国的医生在香港开了一个联合诊所，住所就在诊所的楼上，因为他们都懂得日语，所以我们住处成为两家亲戚朋友的联合“被难所”，住在一起的有一位小学老师和一位崔医生的妹妹，叫崔载瓦。他们的父亲为澳门望族，受过传统教育，而且爱好书画金石。崔载瓦从小跟他学习，写得一手好书法，大概练的是张黑女碑的楷书体。她就成为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首先要我练书法，而且遵从其父亲的教导，从练篆书入手；为了练书法，她又要我读《说文解字》。她自己其实也没有受过严格训练，只是按部首一个一个字来学，对其中的注解也没有什么讨论和解释。她还要我背唐诗三百首，但方法有点奇怪，连题目和作者也一起背，如“临洞庭上张丞相[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但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对书法（连同篆刻）产生浓厚的兴趣，经常到旧书摊上去淘宝，买到了《淳化阁帖》的复印本，练王（羲之）赵（文敏）的书体，而且乐此不疲地看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看有些什么极品，居然给我淘到了一本被康排为“神品”之一的明拓本《石门铭》和明代最后一位宰相王道周（石斋）的扇面真迹，这两件珍宝我一直保存在我手中，在文革中才被迫上缴，不知所终。我曾经许愿到我退休以后，再来专注书法和篆刻，未想到退休后还有那么多吸引我的眼球的东西，只好把我的第一个老师培育起来的个人爱好搁置在一旁。
我的第二个启蒙老师是一位在香港机场工作过的文员。这位老师大概是在香港的一间书院读过英语，但也受过一些传统教育。他每周两次到我家来教我们几兄弟。我算是初中班，我的弟弟们就算小学班。他每次上课既教中文，也教英语。中文课本是《古文观止》，但只是选读其中一些名篇，以散文、骈体文为主。英语课本是Lamb的 Tales from Shakespeare。但是教学方法比较单一，仅是逐句解释，不作太多的延伸。汉语强调背书，英语则强调弄清情节。
我的第三个启蒙老师是一位中学的英语老师，他是我们举家迁往元朗后的邻居。课本是我自己提供的，那时我在旧书摊里找到一本名字叫做China的书，是一本介绍中国给外国人看的书，大概也有些年代，谈的是民国初期的中国，有些插图的照片里的中国人还拖着一条长辫子。 这位老师比较强调语法，也让我写些作文给他改。
因为时间短暂，我连这两位启蒙老师的姓名也都记不起来了。我觉得我的真正的老师其实是自学，因为在这段时期，我们都躲在家里，不大敢外出。小孩子没有什么去处，就只好读书，而且有点饥不择食，什么书都看，但是因为缺乏指导，看书有点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在小学时期我就开始读四大名著，最爱看《封神》、《水浒》，但感到《三国》文字过于古雅，而《红楼》又太婆婆妈妈。对《七侠五义》、《施公案》、《隋唐演义》这类演义小说也十分爱好，有时早上醒来，就赖在床上看书，直到中午吃饭才起床。英文书也看，主要是简写本，当时香港坊间有很多Michael West为印度读者而编的《新法读本》（The New Method Reader）的辅助读物，都是英美的小说名著的简写本，像The Treasure Island, Oliver Twist, Jane Eyre, Christmas Carol, The Vicar of Wakefield, Ivanhoe，等等，只要能找到的，都以一读为快。
我的书院生活
1945年日本投降未久，在战争中停办的学校逐一恢复招生。家父觉得要呆在香港，非学好英语不可，就要我们报考英文书院。我有点忐忑不安，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英美人讲英语，究竟能否在书院读下去，心存疑虑。我们住处附近有一所拔萃女校，报名招考的那一天，我也跑去看热闹，一个讲英语的老师正在用英语向考生宣布一些注意事项，我居然都听懂了，信心大增。但因为是女子学校，后来就改报也在附近的一所男校——九龙华仁书院。我的几个弟弟也一起去这个学校，中午由家里的用人送饭，一起进餐。
香港的书院有公办的、私办的、私办公助的和教会办的几种。而所谓“名校”的，多是公办和教会办的。教会办的又分为天主教和基督教办的两大类。当时的华仁书院分别设在香港区和九龙区两处，大本营在香港薄扶林道的半山区，都属于爱尔兰天主教教会。教师大都是爱尔兰神父，只是九龙华仁的校长是一个中国人，叫林海瀾，为人刚烈，对学生很严格，我们背后称他为“林老虎”（Tiger Lin）。他自己不上课，但碰上有老师请假，不管什么课他都能顶上。我记得有一次语文老师请假，他就代课，教我们念一首英诗Some Halluciations(可能是Lewis Carroll为儿童而写那一首)；还有一次是代数学老师的课，教四则运算，他自己带了大的尺子上课，示范怎样做演算，要求每一道题都必须用尺子来划线，绝不能马虎。在华仁读书时，我曾经转到拔萃书院去读了一个学期，但因为该校在一座小山上，离家较远，又转回华仁去，为了复学，我曾当面去找过他。他最初有点犹豫，说是没有学位了。后来我把成绩单给他看，他也就收读了。而且说了一番话，大致是说，办学的宗旨在于育人，把学生教好，只要有空缺，他都会受纳的；有些学校专门去挑一些好学生来教。好学生何必你去教？ 把不好的学生教好，才是教育呢。我真不知道现在那些千方百计地争夺抢好学生的学校对照这位老校长的崇高理念有何感想？
当时书院的培养目标是文员（clerk），即政府和工商业机构里的最底层的办事员。如果是有前途的，就让他升第二班（即大学预科），然后考为数不多的大学或师范学院。大学毕业后，就从管事做起。在政府部门里，不管从那一级做起，只要老老实实，就可以保住铁饭碗。每年的工资会增加一点。我在香港华仁读完第三班，成绩平平，就有一个神父和我谈，要不要到一个政府部门去做文员。当时的文员的工资是210块港币，勉强可以生活。
应该说，我的正规的教育是在战后的香港书院开始的。我的同学大都是走这样的道路，有的毕业后去当文员，有的则取考大学，毕业后还是去当高一级的文员。甚至在政府里当一个部门的管事，起初是这些岗位是不向华人开放的，后来才让少数人当上，那已是凤毛麟角。 但是我却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走这条道路。
我的读书生活
当时香港学校（包括书院）基本上没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而且教师好像也甚不鼓励学生多看书，这也是人说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的标志。但是我从小喜欢看书，但又没有书看，只好到旧书摊去淘点书来看，可以说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无所不看，包括麻衣柳庄、占卜问卦、武术防身、散文、武侠小说、文艺小说、诗词歌赋，等等，当时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所谓语言学这样的东西。有时无书可看，就去读《辞海》的一些条目。后来懂得一点英文，也看一些掐去半页的杂志（有些过期的杂志，出版商不愿回收，只收半叶封面，但卖书小贩则降价卖出），如Reader Digest, Coronet和一些关于刑侦破案的杂志。战后常有一些美军军舰来港补给，一些军用罐头和给美国大兵看（叫做GI Edition）的书籍，也流到市面上来，价格都非常低廉。其中也有不少佳作，如Whitman的Leaves of Grass, Fast 的Citizen Tom Paine 等等。在旧书摊里，我专门找那些平装纸面书(paperbacks)，无非是因为价钱便宜，且携带方便，我最喜欢的是侦探小说，Conan Doyle, Agatha Christie, Ellery Queen的作品是我的首选。应该说我开始的读书生活是漫无目的、而且读书“不求甚解”，实不足为训。
当时我又爱上了集邮，于是通过笔友会结交了很多笔友，用通讯方式来交换邮票。我喜欢收集英属殖民地的邮票，因为上面有很多风景秀丽、颜色鲜艳的图案。有一次在笔友会里找到一个在Rhode Island 的笔友，以为又是一个英属殖民地，就主动与之联系。结果收到一个大的包裹，里面有一封信，还有很多美国邮票和一些读物、地图。写信的是一位老太太，她告诉我Rhode Island是美国的一个很小的州，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要我看看地图和其他的读物。我得到包裹后，十分感动，就邮寄了一个木雕的中国佛像，作为回报。当时有一种邮局发行的航空信笺，只有一页，一面是收信人和寄信人的地址，另一面就是给写上信的内容之用，写好后叠在一起加封，就作为空邮寄出，价格比一般的航空信要便宜得多。我经常买备一叠信笺，每周都要寄七八封。当时我的笔友有几十人之多，遍及全球。在通讯中除了交换邮票外，往往都介绍一些当地的风俗人情。通过交友，我既增长了地理知识，也提高了写作能力。因为要在薄薄的一张信笺里写更多的东西，使我养成这样的习惯：直接把信笺放在我那破旧的打字机上来写信。这样做，有坏处也有好处。坏处是打下来就不能改了，好处是培养了我的思维能力，把用什么样的句子讲什么话，都事先想好，然后就打下来。我觉得好处比坏处要多。
读书还诱发了我的写作欲。我曾因为看了冰心、郭沫若的自传体的散文和小说就去模仿写我的童年，因为看了《青城十九侠》、《蜀山剑侠传》而去写武侠小说，但因为没有生活，写了几回就辍笔了。当时香港战后的中文报纸也慢慢多起来了，家里订了一份《新生晚报》，该报有一个副刊，每天都登一篇《怪论》，我用“你唔知”（广州话的“你不知道”）的笔名，写了一篇对香港殖民地生活不满的文章，居然给采纳了。从此我就给该报投了一些源自国外杂志(如Coronet)的奇闻杂趣的小文章，因为篇幅不大，适宜于当“报屁股”，也多半为编辑所采纳，后来居然还把我编写的一篇关于宋美龄在美国生活的较长的文章，作为副刊头条连载。其实我在这个时候所发表的东西都是半写半译的，均非我的创作。这大概都是1946~47年间，用的是笔名“明磊”，后来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没有意思，没有什么值得保存的价值，就让它们淹没在芸芸众生的报海里。
这是因为我在1947年以后参加了一个由香港进步团体新民主出版社举办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其实也没有什么活动，只需交一笔钱，他们就把新出版的一些进步书刊寄到我家里来。我又开始如饥似渴地读那些在我面前展开一个新世界的读物，这包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等，也开始订阅进步报刊《大公报》、《文汇报》、《周末报》。在文艺书籍方面，鲁迅的杂文也取代了巴金的小说和冰心的散文，成为我的至爱。总之，我开始“赤化”了，我首先做的自我反省是批判我在《新生晚报》写的那些“帮闲”文章，而且开始学习写鲁迅风格的杂文，还订阅前苏联的《苏联文学》（Soviet Literature）和美国共产党主办的《群众与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并开始改用“史村”的笔名向《文汇报》、《大公报》投稿，多半为杂文，居然也有些被录用。我的思想像一朵鲜花在书院的局促生活难以绽放，觉得书院的课程枯燥无味，后来居然到了难以容身，便开始逃学，自己跑到一些公共图书馆去看书。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为自己定向，要当一个文学家或翻译家。《苏联文学》那时发表了一位年青作家冈察诺夫写的小说《金色的布拉格》（The Golden Prague），写的是二战中苏联反击纳粹战争中的故事，气势磅礴，十分感人。我于是就着手把整本小说翻译出来，谁知刚一脱稿，诗人袁水伯的译本就已经上市发行了。我等于做了一次练习，也完了我的“翻译家”的梦。这包译稿我保存至今，因为那是我踏入新征途留下的印迹。
这个时候刚好有一所为进步人士办的夜校，叫做中业学院，董事长是郭沫若，校长是成庆生。这个学校遵循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我们的结业证书上就印有他的两句话“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课程按文学、经济等专业分类，每天晚上上两节课。我于是报了文学组，上课的老师有楼栖（文艺理论）、司马文森（中国现代文学史）、黄秋耘（小说）、黄宁婴（诗歌）等，都是当时华南著名的文艺界人士。我参加的不是第一期，据说在第一期里，郭沫若、茅盾都去讲过课。学校就在我家附近，于是我白天到书院学习，晚上就到中业，那里有很多追求进步的同学。当时我们几个爱好文艺创作的青年还办了一个春泥社，大家掏腰包来办了一个叫做《春泥》的同仁小杂志，我还走访过楼栖和黄秋耘，约他们为杂志写稿。楼写了一篇关于文艺理论的文章，杂志上还登了我从前苏联出版的《高尔基选集》里找到的一篇散文，名为《同志》。这个小杂志没有什么知命度，读者不多，而我们几个人都是穷光蛋，难以为继。出了一期就夭折了。
当时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已胜利结束，随后解放南京和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而广州也解放在望。我们这些进步青年都渴望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哪里还有心呆在书院里过那种晨钟暮鼓的生活。我这个一心要当文学家的青年，渴望的是很快就扑向生活，可是却没有什么关系。后来我听从了一个在新华社临时落脚的青年的劝告，回国去读念大学。 于是就在1950年回到刚解放的广州，参加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当时我对考试并没有什么信心，因为实在没有经过多少正规的中学教育，而且香港的书院在理科方面远不如国内的中学。例如数学在当时中学会考中有数学和初级数学两门课可供选考，而国内则教到高等数学。我在香港会考中选考的是初级数学，所以对高考的数学科只能交白卷。我对国内大学的情况一无所知，任意报考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北大，一个是武大。北大是因为它在我国的首都，武大是因为招生广告宣传珞珈山多么漂亮。我也想报考青岛大学和杭州大学，但它们的考试和武大的考试在同一时间段。谁知道我报考的两个学校都榜上有名，北大在广州只录取两人，我是其中之一。武大没有按地区排录取生，后来我到武大报到，才知道我是外语系录取的第二名。同学们告诉我，可以到教务处去查分数，结果一查，数学是0分，化学是7分，我得分主要是靠英语和语文、历史。后来我才弄明白，当时刚刚解放，各个学校恢复招生，生源不多。我舍北大而奔武大，也没有太多原因，主要是因为武大的体检通过，而北大则要求我再作一次x光检查，而我则因为痔漏开刀，已经请了两周的假，怕耽误时间。
火红的大学生活
我平生第一次只身来到了武汉的珞珈山，马上就被解放后那火红火热的生活所吸引，积极投身各种政治活动。武大当时的秘书长（实际上是党代表）就是鲁迅批判过的徐懋庸，他给我们上《社会发展史》，从早上一直讲到晚上（中间休息两次吃饭），我们在大礼堂坐着小板凳听得津津有味。后来又开展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运动，我被任命为校刊《新武大》的副主任委员（主任是教务长韩德培），其实仅是挂个名，实际上的负责人是法律系的一位讲师，我只是当跑腿，管点具体事务，从校对、到排字房去看老师傅改字粒和拼版、分发报纸到把徐懋庸的发言（或社论）校样送给徐家秘书，等等。偶尔也写一点报道或小评论。当时的运动席卷全校，把很多老教授都卷到里面去，《新武大》也出得越来越频繁，有时隔天就一期。课堂教学则处于半开半停的状态，英语课程的内容很浅，老师是袁昌英教授，她倒是十分开明，要我不要来上课，爱到高年级去听哪一门课就听哪一门。我听了一下觉得也没有什么意思，又恢复了我的自学生活，因为文艺创作搞不成（但也发生一件小事，当时宿舍一个房间住8~9人，常有些磕磕碰碰的地方，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把性格不同的几位同学的争吵描写在一个小笔记本里，谁知这个本子给同房同学发现传看，大家看得津津有味，认为十分传神），就决定转而自学文艺批评，于是就捧着一本苏联出版的俄罗斯的文艺理论家杜勃罗留波夫选集到图书馆去看，同班同学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在武大大概两年多，其中有一年是因为查出有肺病而被停学卧床休养。当时没有什么治疗条件，而武大一位副校长自己染有肺病是靠卧床休息，加强营养而治好的。他就只好采取行政措施，让所有染有肺病的学生，休学一年，就地卧床休养，免费吃营养餐（三荤一素，另每天加一个鸡蛋）。所以我在武大的两年多，不是搞运动就是修养，学习上无大进展。其后因为院系调整，武大外语系的学生和部分教授，和中南区的几所高等院校的外语系一起合并到广州中山大学外语系。到中大的一年多，虽然小运动不断，但读书学习的环境大大改善，在戴镏龄、骆传芳、蔡文显、王多恩、谢文通、骆夏露德等教授的教导下、我完成了高年级的课程，在大四两个学期，全部课程都得了5分。这是因为中大所开的各门课程都和我的志愿比较吻合，而这些教授又都有真才实学，而且教学认真负责。但在这一段时间，我和另一个同学却经常被省外办借调到广州去做英语翻译，少则几天，多则超过一个月。我记得在尼赫鲁第一次访华时，有一个印度报业集团的记者代表团为他打前站，他们先在广州参观几天，我负责全程陪同，最后一起坐火车到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到首都，当然免不了要到各个仰慕已久的景点参观，从故宫、颐和园到鲁迅故居，然后才坐火车回穗。但是回校后等着我的是谢文通教授的莎士比亚课的考试，考试内容是《威利斯商人》，考试方法是拿出其中的几段话要我们诠译成现代英语，而我却拉了几次课。这可是实打实的，不能靠胡诌几句就能敷衍过去，于是在归途的短短两天中我就在火车上突击看莎剧。回校后参加考试，居然在以严厉著称的谢师手中得了个5分。在我所得的众多5分中，这确实是我最为弥足珍贵的一个。
解放前和解放后初期，我国外语系的办学方向大都是“走文学道路”，我就是这条道路的产物； 所以我毕业后被留校当助教，正是我一生最好的注解——延续这条道路。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我的读书生活的延续。
自学路上的种种求索
在毕业前填写志愿时，我的首选是新华社。我梦想能够利用我的语言（包括汉语和英语）的知识和能力去当一个驻外记者，写些新闻和专题报道。所以我走向教师岗位不无遗憾。但是再一细想，也觉得在高校任教，也可以很大程度上满足我的读书欲。我可以跑图书馆，座拥书城，雨打芭蕉，不也是我追求的生活境界吗？我当助教不久，中大就把我作为特殊培养对象，唯一的待遇是多发一张特殊的入库借书证，可以获准进入图书馆的珍藏书库。这样我有两张借书证，一共可借40本书。 于是我从中大参加工作开始，真正地确立我的道路，在中大15年，起初是从事基础课的教学，教过精读、泛读和写作，后来才教文学，包括外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史、英美文学选读和文艺理论等课程。好几门课程都是我没有学过的新课。平心而论，对所教的东西，我谈不上有什么深刻的研究。但是能够开出这些课，也多半靠自己努力和自学。例如叶启方教授为中大中文系开设外国文学课程，他要我协助他改写讲稿的头一部分希腊罗马文学。这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我就只好从读英译本原著入手，读Homer的两大史诗，希腊Aristophanes的喜剧、Aeschylus, Sophocles 和Euripides的悲剧，Dante 的《神曲》，写出了几万字的讲稿。1970年以后，中大外语系合并到广州外国语学院，后来我又转向搞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也都是自己开书单，一本本读下来，然后开课、写讲稿，走的还是自学为主的故道。我在别的地方已谈过自己为什么转向，限于篇幅，我只能集中在谈谈我是怎样依靠自学而实行这种转向的。这些个人的局部认识和体验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做学问的人。
1. 专注不可少
专注就是对自己所选择目标培养浓厚的兴趣，充分认识“路漫漫其修远”，而坚持“上下而求索”。专注的精神就是“发烧友”的精神。我们见过种种发烧友，有电脑的、音乐的、画画的、集邮的，他们目标不一，但精神却一样：为了达到所设定的目标可以不问个人的利害得失、不计较所花的金钱和时间，不在乎上下班和休假与否的区别。我在这里谈的是这种“精神”，相对于在一个时间段而言，而不是在任何时间里都那样做，该睡觉时要睡觉，该吃饭时要吃饭。只不过有时也会“废寝忘餐”。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钉子”精神，“青山不改”（执着），“绿水长存”（永恒）的意思。其实这种精神源于奋斗的目标的高尚与否。有人在发财梦的支持下不断敛财，也是专注，但那是卑下的，丝毫比不上“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的掏粪工人时传祥那样高尚。我是在了解到应用语言学学科对我国外语教育的重大意义，才发愿要把这个学科引进，让它在中国的国土上生根发芽的。我觉得这样的目标是有意义的，可以为我的专注“给力”。我不像我的后来者那么幸福，可以到国外去攻读硕士、博士，或是从游于那一位专家学者，取得重要的业绩。我毕业后，我国曾接着向苏联派出留学生后，向英美派出第一批留学生，我被中大外语系推荐，由系主任戴镏龄师命题，要我写一篇讨论Robert Tressell的The Ragged Troussered Philanthropists的文章，这部小说很长，写得有点拖沓，有几百页之多，幸亏我早已看过，所以交了一份我自己感到满意答案。谁知当时的教育部执行的是一条极左的阶级路线，政治审查下来，说我有海外关系，不能出国。这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打击，不如说是激励，更坚定我走自学的大路。所以我非常珍惜能够到国外去的机会，每次回来都要带点东西回来。1973年我才有机会作为中国教师代表团的团员第一次访英，那时我已经超过40岁了，而且访英的时间只有3周，我带回来的仅是一堆英国各学校应用语言学专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就凭这些资料，我们就在当时的广州外国语学院拉扯出一个应用语言学专业。当初我只能开设一个非常笼统的课，包括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内容，说不上有什么分量。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分化，开出应用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课程，而且陆续写出了几本关于应用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教科书。特别是后者，有不少心理学的成分，我也是全靠自学和专注精神，才能逐步掌握这门学科的。从1978年起我在光明日报的《教育·科学》副刊上发表的《要积极开展外语教学研究》开始一直到2011年我将要在《外国语》上发表的《应用语言学家的责任和良心》，前后30多年，我在不少场合上都不厌其烦地提到，要把应用语言学（外语教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要了解科学、尊重科学，按科学的规律而不是按长官意志、个人的局部体验或商业化所编造的神奇广告来办事。 第二次（1988）访英是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的，有机会到Lancaster，Edinburgh，Reading几个大学访问，我每到一个大学，首先是钻到图书馆里，有目的地找关于语言学方法论的书籍，发现这方面的书其实并不很多。回国后，我觉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让语言学在我国扎根，必须讲究其研究方法，于是又专注在方法论上普及，终于最后和宁春岩教授一起完成《语言学方法论》一书。
2. 以革新为道
我常爱引用以《乌衣巷》、《陋室铭》而闻名于世的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话，“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作为我的座右铭。其意思就是以自强不息为主体，走鼎故纳新的道路。革新是人类认知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因为我们处在信息的数量和流量不断增加的信息革命时代，人类的知识的老化率也随之增加。从放射性元素、血浆、药物到科学文献都有半衰期（即有一半成分老化）。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在4年大学里所学到的知识可以受用终生，只有很少一部分会过时和老化。知识经济时代则不然，数据分析显示高级工程师的知识半衰期为3年，工程师的知识半衰期为5年，一般技术人员的知识半衰期也只有7年，以平均知识半衰期6年计算，一个大学生毕业时，其4年所学知识可能有30%已经老化。根据Burton 和 Kebler的老化方程式计算，科学文献的半衰期为5年，如果一个人大学毕业后5年的知识不更新，他就有一半的知识老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类知识的半衰期更为大大缩短，有人认为，一个互联网的资源的半衰期只有6个月。更有人估计，人一生中用到的知识，只有20%是来自学校，80%来自其它管道，所以必须通过各种办法（包括自学和再进修）来更新。这是“以日新为道”的主要的理据，也就是庄子所叹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和《四书-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含意。朱熹则有更形象的说法，“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活水”就是不断吸收新知识，而池塘因为有了它才能清澈见底。
这是就人类的整体认知而言的。从个人认知角度看，新与旧的关系却是相对的。自己所不知的东西都是新的东西，而自己所已知的东西，却不一定都是新的，因为未知的东西层出不绝，所以“革新”也带有“更新”的味道，所以我们决不能满足于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所以韩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只能活到老，学到老，自强不息。从历史的角度看，越是变革的年代，学科之间的联系越密切，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Da Vinci那样的百科全书派，而我们现在所处的信息（后信息）时代也呼唤着跨学科的联系，一个学科的发展往往会催化别的学科的变革。牛津哲学家Austin对语言行为的研究触发起语用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发展，而语言基因FOX2P的发现对了解物种起源、人类进化、语言的产生、语言缺陷治疗、语言教学也会发生重大影响。对猿猴学话的观察和研究也会对我们研究人类交际系统（特别是利他性行为和合作性的原则）提供许多启发。在描述新世纪的学科联系的相互作用，不妨引用一句常用的成语，那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至于怎样才能走革新的道路，这倒是需要多说两句的。（1）既然革新源于历史发展，所以新和旧其实是一种继承的关系，通过扬弃旧的东西而发展新的东西；革新不是漫无目标地标新立异，找一些“噱头”。（2）革新需要实践、观察和深入思考，并非一蹴而就的。现在的研究生培养中也非常强调创新精神，有的研究生也很想在研究中提出一些什么新意，但是他们往往是把别人的思想抄袭过来，换一个名目或说法，其实是换了一顶“新”帽子。有的研究更是根据局部的一点点实验和观察，着意于提出一个什么全局性的新模型，甚至说什么多模态（multi-modal）模型。我认为创新不是拍脑袋的遐思，也不是没有真实内容的“皇帝的新衣”，更不是没有经过历史检验的痴人说梦。（3）要有敏锐的能力。新鲜事物处在萌芽状态是不容易发现到的，所谓“风起于青苹之末”，大思潮往往萌发于不易察觉之处。但是新鲜事物是否真的就是新鲜事物？还仅是昙花一现？却需要审慎的判断能力。这就认知科学和管理科学中所谓不确定情况下判断的问题。这里就不展开了。
革新应该深入研究者的骨髓，成为指导研究者终身实践的一盏指路明灯，这就是“以不息为体”的真谛。人类的认知是不会有顶峰的，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我们要达到的也许不在于哪个高峰，而在于“攀登”。
3.广博与专攻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韩愈），这就是说，做学问可以有先（师）后（学生），但是专攻则无先后之分，能者为师；所以“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但是他没有接触到广博与专攻得到关系。
广博就是“杂学”，由于种种原因，我从小就养成喜欢看杂书的习惯，回国升学后，我买了一本解放后刚出版的《翻译通报》合订本，看到里面有好几篇翻译界老前辈写的关于“杂学”与翻译的关系的文章，深有同感。我曾做过业余的口译，也翻译过一些作品，痛感知识面的宽窄和翻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杂学”这门复杂的学问，尽量多看点我的专业以外的“闲书”。不妨举一、两个例子说明“杂学”的作用。1956年，我被借调到北京去当北京杂技团的英语翻译，到印尼、印度、缅甸等地访问演出九个月。在印尼时我陪同团长去参观一个地方的土特产展览会，团长被一种手工艺品所吸引，就停下来问它的原料是什么。印尼的主人说了一个我听不懂的印尼语，我无法找出它的英语对应词，只能按发音来说。结果团长反问，这是不是海南岛的什么什么的？我既没有去过海南，更不知道那什么什么的是否就是印尼的什么什么的，当场就卡壳了。在文革以后，商务印书馆约当时广外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William Manchester的《1932-1972年美国实录》（即《光荣与梦想》），我负责翻译第18章《分裂之家》。刚好这一章谈的50年代朝鲜战争时美国的生活场景，当时电视剧刚露头角，所以书内谈了不少电视广告、生活时尚的东西，可是在我们翻译此书时已事隔数十年，而我们对抗美援朝间美国生活却一无所知，不少时尚的东西又往往昙花一现。这一章作者提供了的注释只有4条，我经过请教翻译大家王宗炎先生后，弄懂了不少，加了57条。但是还有一处始终没法弄懂，书中有一句Outside Detroit the market offered those who had everything solid gold toothpicks, whiskey- flavored toothpaste, and His and Her submarines，句中的submarines是什么东西？翻遍了我所有的英语词典，都只有“潜艇”一个意义，那么潜艇为何还有男女专用的？而且在市场上就可以买到？我无法解开这个疑窦，只好硬着头皮把它们译成“男用和女用的潜水艇”，一直到最近才偶然从一个国外广告里发现，submarines 原来指的是一种紧身的泳衣或潜水衣，男装和女装不一样，男的只有一条三角裤，女的则是两点装或三点装，并有图说明，而Submarine更有可能原是一个商标名，才恍然大悟。
为了扩大自己的视野，我经常到学校和系图书馆去找书看，借来匆匆浏览，便又把书还去。谁知道这还差点酿成大祸。在文革初期，始于北京的抓“三家村”恶行一下子就传到广州高校，而三家村的几位首领又以“杂家”称著。当时中大红卫兵正在大抓“牛鬼蛇神”，送到“牛栏”，一天一张大字报突然出现在中大外语系大字报栏，《不要放过这个小杂家！》，署名为系图书馆员工。大字报点了我的名，因为我经常到系图书馆去借些杂书看，他们保留有借书记录。这一下子害得我惶惶不可终日，大概不是因为我还没有资格当“牛鬼蛇神”，还是因为“革命小将”没有看到这张大字报，我总算虚惊一场，逃过了这一劫。
广博与专攻是互补的，那就是在广博的基础上专攻，所以胡适有言：“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提高”。广博就是拓宽自己的视野，Bacon曾谈到读书对人的塑造的种种好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王佐良译）我从小就爱看杂书，倒不是为了做人，而是无书可读，有书就读，有点像贾宝玉之于脂粉。
广博和专攻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打外围战和攻坚战的关系，两者都不可少，但是它们的战术却不同。广博要杂而不乱、粗中有细，特别在当今信息爆炸的社会里，信息管理成了核心问题，所以Negroponte 在《数字化生存》里强调“少就是多”，我们需要的是像英国管家那样管理信息，强调关注关于信息的信息。我具体的做法是以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作为专攻的目标，而把那些支撑科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统计学……）作为我的外围，每个学科都选读一些有关的基本读物（教科书），每个学科都看几本，有的只看其目录（即史树清所说的“书皮学”），有的从头到尾大致翻阅，要求做到凡谈到有关学科时知道有哪些读物可以参阅。专攻要读透其内容，挖地三尺，所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必要时要能够做到用汉语转述其内容，我对一些学生我也是要求他们用汉语写读书报告。能够用汉语写出来，就表示你是经过咀嚼和消化的，吐出来的个人体会，和在书本上画条横线，做个记号，甚至搬字过纸，很不一样。用汉语写出来就是强迫你把书读透。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因为习惯于泛读杂书，有的书虽然看过两三遍，很容易跳过一些关键的表达语，不得要领。于是就硬着头皮试图一句一句地用汉语来表达，才能了解到作者为什么这样说，而不那样说；达到了“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境界。
4. 知与行
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对知与行的关系都有过许多探讨，我无意在此作哲学的遐思，而只想谈点自己在自学路上的一些考虑。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这是针对我喜欢读杂书而碰到的问题而言的：一是书读得多而杂，虽然可以拓宽我的知识面，但是遇到知识使用时，却又感到捉襟见肘，这说明人类的认知像海洋那样渊博，“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读书不能漫无边际。二是文科出身的人往往着重形象思维，而忽略理性的、逻辑的思维，而语言学又是文科中最接近数学的一门科学，这是从精确科学（exact science）的角度而言。所以在我转向语言学的时候，会往往受到以前所养成的思维方法的影响，并以此来对待语言学。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我觉得要强调动手能力的培养，很多事情都必须亲自经历，例如我从学统计学到教统计学，再到应用统计学，完全是靠自己动手。我国考试中心和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即ETS,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有过一次关于考试的等值（Equating）问题的学术交流，该中心派了统计部当时的负责人Livingston等人来讨论。但当时美国并不了解我国高考的情况，他们要求提供一些信息。可是我国却只有我们在广东建立了一个模型和一套做法，而且我还有一篇英文稿，就先发给他们。在会上他们认可这个模型，并介绍主观题怎样等值的做法。我也对这个模型做了一点补充，发言中首先声明我是讨论会中唯一的没有经过统计学训练的人（因为当时我国考试中心的许多年轻人都是心理统计和教育测量学专业毕业的）。会后Livingston赞许地对我说，“你虽然没有经过训练，可是你是唯一做成功的。”其实我完全是摸出来的，连很多表达方式在汉语应该怎样说，都没有弄清楚，经常担心自己会讲一些外行话。
知于行应该是相互补充、互为因果的，不必讲究其先后（如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但是就我们这些文科出身的人来说，强调“知易行难”，却是有必要的。我们经常关注的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生物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等都非常强调讨论来自实践性的行动，而不在于思辨性的交锋（虽然它也十分重要的），即不要做“坐在扶手椅上的语言学家”（armchair linguists），要亲自动手做实验，而且按现代科学研究的精神，提出和验证假设。
5. 尽信书不如无书
书读多了很容易产生拘泥书本、迷信书本的情况，应该防止。特别是读外国人写的东西，多半是根据当时当地情况归纳出来的，虽然可供参考，但是往往不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所以不能照搬。这方面有几种不同的情况，首先，读书必须吃透原书的精神，而不能拘泥于片言只语。有很多经典的著作不是读一遍就能充分看懂的，要反复结合时代背景、历史渊源、成书意图，甚至作者其他相关著作，才能领悟其精神的。其次，对书本既然采取批判的眼光，也要“设身处地”、采取换位思想。例如荷兰人根据他们本国学习者学习英语的情况而终结出来的模型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英语学习者，因为两种母语和英语的历史渊源不一样。有许多研究既有民族性、本土性的一面，也有国际性、普遍性的一面。必须独立思考，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第三，我们有时会把外国人设计的实验（包括素材和方法）在中国学习者身上重复，往往得不到相同的结果，例如在中国人身上做智力测验。可能是对实验的内部和外部的变量没有很好地控制，所以结果不一样。
“无书”并不是无须看书，而是经过多番“寻寻觅觅”，最后才蓦然回首憬悟过来而达到的那种最高境界——顿悟，正如武侠小说所说的“手中无剑、心中无剑”。只有真正地把书读透了，才能做到“心中无书”，做书本的主人，而“尽信书”则仅是做书本的奴隶、教条的信奉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谈到人生和治学的三大境界中的最高领域为“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正是这番心情的真实写照。我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达到这个境界，故只能以做一个图书馆管理员而自许。图书馆管理员是图书和读者的中介，他一辈子和图书打交道、热爱、收藏、介绍和整理图书，他传递着知识和文明，使人类的香火得以延绵。我觉得能够向读者介绍和推荐一些好书，也是功德无量的事。但我总是在向读者推荐图书的同时往往也不忘善意地提醒他们，尽信书不如无书！要学会驾驭书本，而不要被书本所驾驭！
6. 我的教训
拉杂地说了上面几条，无非是在自学道路上跌倒而又爬起来的一些体会。但是在读书方面，我并不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成功人士”，《礼记-学记》说，“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越看书越发现自己的不足，越教书越发现我的无知，世界太广博，而个人又太渺小了。试谈一点个人的教训，以和青年们共勉。首先，我的理科基础没有打好，特别数学没有学好，常引以为终生的憾事。我曾多次想自学高等数学（微积分），但终于因为基础过于薄弱，学了半天仅得皮毛。现代实验科学需要很多统计学知识，我在自学和教统计学过程中，碰到了统计学中多元分析的许多问题，特别是需要亲自动手，没有高等数学知识就做不下去。二是要多学点逻辑学知识，不管是形式逻辑，还是模态逻辑，和学习句法学、语义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计算机编程技术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逻辑学又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我自问这门科学没有学好。三是掌握一种计算机语言，未来学家Nasbitt所写的《大趋势》说过，“要想真正取得成功，你必须要懂三种语言：流利的英语、西班牙语和电脑语言。”我最初购买一台个人电脑时，也曾学过一点Basic语言，并试图编写一些程序，感到获益良多。因为懂得了计算机如何运作，知道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可惜的是程序语言层出不穷，未能再接再厉学更一点高级语言，常以为憾。四是年岁越增，越脱离教学实践，对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所碰到的问题缺乏亲身体会。
我已年逾80，回首前尘，实在说不上有多大学术贡献，只能说点读书的经验和教训，确实是和苏轼有同感，“昔之学者，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希望后来者多读点书，不管是纸面的，还是电子的书。我不相信书中有什么黄金屋和颜如玉，但觉得孔老夫子所说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倒是我一生的写照！（全文完）
（转载自广外新闻网）
